韩国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的“团结文化” (culture of solidarity)，能够将整个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但在它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强大分裂力量之前，基本上没有时间来培育任何这种阶级范围的团结。这对韩国工人和韩国社会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在这个工作极度不安全、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真正强大的、基础广泛的、具有建设性的、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运

  原编者按：具海根 (Hagen Koo) 是研究东亚阶级政治的杰出社会学家，其发表于2004年的代表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是劳工社会学领域的必读经典。这篇发表于2019年的评论可以视作《韩国工人》的一篇导读，同时也是90年代以来韩国劳工领域的新情况的反思。

  《韩国工人》并未将阶级形成视为生产关系下的自动产物，而是将“文化”与“国家”置于分析的核心，讨论了70~90年代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如何在儒家文化、父权制、国家暴力等上层建筑的压迫与反抗中得以锻造，对不同时期不同劳工群体的特征、策略的分析也颇具借鉴意义。特别的，作者对于“学生融工”问题的讨论也能给如今的我们一些特别的启示。

  最后，一个曾经如此激进、充满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为何在取得历史性胜利后，却走向了“没有劳工的民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是其外部条件，但韩国劳工群体的内部分裂“劳动贵族”的出现、企业工会的局限性、劳工党派的缺位以及阶级团结文化的缺失则更引起我们思考，21世纪的今天，劳工运动如何继承70年代以来的希望与火种？

  上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韩国的劳工问题时，美国对此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那时，韩国和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正在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几乎都在专心致志地解释这一“东亚奇迹”。事实上，当时我也主要致力于这一领域，试图从社会学而非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韩国的经济成功。

  但从我社会学生涯的一开始，我就一直对阶级问题很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韩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小商人，即小资产阶级 (petite bourgeoisie)。博士毕业后，我也写了几篇文章，试图对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韩国新出现的阶级结构进行概念化。但在当时，我对劳工问题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韩国劳工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在大约80年代中期，当我在首尔进行田野调查时，我发现了几本收录工厂工人的散文和日记的书。这些文章大多出自参加进步的教会组织所办夜校的女工之手，随后由地下出版社汇编出版。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工业领域中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苦难与不公，以及工人们反抗这些不公的勇敢斗争，都让我感到万分震惊。他们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读到它们的第一晚竟夜不能寐。他们的文章不仅描述了他们的痛苦和煎熬，也描绘了他们被压抑的欲望和梦想，他们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他们对不公的敏锐感知。我意识到，我必须做些什么，让他们的故事为世界所知。因此，我着手进行劳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源于我对受苦工人的同情，而非出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即认为工人阶级是或应该是革命性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如果说我还有另一个动机，那就是我早在70年代初于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已形成的学术抱负。在一门关于社会分层的研讨课上，我们被指定阅读E.P. 汤普森 (E.P. Thompson) 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大多数劳工研究者一样，我被这本巨著深深折服。当时，我的理论理解还不足以领会汤普森理论的全部意义，但我能看出他的分析是何等深刻和卓越，这本书的文笔又是何等优美。在阅读时，我曾想，当我成为一名成熟的社会学家时，是否有一天也能写出这样一本充满深刻关怀的书。那曾是我的梦想，早早地植根于我的心中，并一直激励我追求深刻的学术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着手撰写一些关于韩国劳工的文章，并幸运地在1990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劳工问题的严肃文章，题为《从农场到工厂》(From Farm to Factory)。所以，从学术上讲，我有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我的写作过程缓慢而艰难，部分原因是我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数据，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不断地思考和反思许多问题。最终，我的书《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Korean Work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于2001年问世。这意味着我花了至少十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但回想起来，我很庆幸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因为在此期间，我的理解和写作风格都在不断地向好的方向演进。如果我当时急于求成，最终的成果可能会远不尽如人意。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我试图在书中呈现的内容，以及在我完成这本书后，观察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变方式所产生的进一步思考。从项目一开始，我就决定聚焦于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而非劳工运动本身。我认为，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会比仅仅对劳工运动进行细致的描述性分析更具挑战性，也更具社会学趣味。幸运的是，到80年代末，已有大量宝贵的数据可供我们认真研究韩国产业工人是如何从单纯的工厂劳动者，缓慢转变为具有一定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新社会主体。我认为，尽管在学术研究中鲜少被使用，但最有价值的莫过于由工人、工会领袖和活动家知识分子撰写的大量文字资料。

  在分析这些数据时，我主要关心的是，与其他社会相比，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独特且在理论上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可能是什么。鉴于阶级形成领域大多数理论思想都基于早期的欧洲或美国经验，因此有必要将韩国的案例与这些原型案例进行比较。此外，由于韩国劳工斗争的模式与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有显著不同，我认为将韩国的经验与邻国的经验进行比较也很重要。当然，我的研究并非一项比较研究，但将韩国的经验置于比较的视野中，帮助我提出了许多若只关注韩国案例便不会想到的有趣问题。

  经过一些初步分析和初步写作后，我认为可以通过聚焦于两个宏大概念文化与国家来使我的分析和写作更有趣、更有力，并将它们作为我研究的首要主题或分析概念。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阶级从根本上产生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汤普森的建构主义理论在不否认这一前提的同时，强调阶级并非由生产关系自动造就，而是源于复杂的人类经验。他认为，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以及他们如何对此作出反应，都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我们想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经验，这种理解尤为有用。显然，韩国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因此，认识到韩国的产业劳工诞生于一个与欧洲或美国的早期工业化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是至关重要的。韩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业秩序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秩序，而是渗透着传统的文化元素和压迫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工人们的“活生生的经验” (lived experiences) 并非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榨取逻辑所决定，也受到文化、象征和政治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影响。

  韩国的文化传统包含许多元素，包括儒家文化价值观、父权制、民族主义、主义、军事文化等等。在所有这些元素中，儒家价值体系对韩国的劳资关系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它将体力劳动定义为一种低下卑贱的身份，并为社会对工厂工人的轻蔑态度提供了正当性。这种态度很好地反映在给工厂劳动者贴上的流行标签中，如“打工妹”(kongsuni，指女工)和“打工仔”(kongdoli，指男工)。这两个词都让人联想到旧时代的仆人，只是场景换到了现代工厂。因此，困扰工人的不仅仅是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更让他们痛苦的是他们所谓的“非人待遇”和社会的轻蔑态度。因此，劳工压迫的文化维度一直是工人怨恨和劳工行动主义的强大源泉。换言之，韩国的工厂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也受到压迫和羞辱。这是理解为何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早期，工人的抗议常常涉及大量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要理解韩国的工业体系和工人阶级经验，国家的重要性不亚于文化。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不那么突出，但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它却至关重要。众所周知，韩国国家深度介入工业体系，并在维持劳工控制和顺从方面扮演着警惕的角色。但是，国家公然的亲资反劳立场导致了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怨恨，并且讽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成为了工人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和激进动员的强大源泉。

  在将文化和国家权力作为我分析的两个主导主题后，我采用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分析这两个因素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发现最有趣的是，文化和国家在塑造韩国工业经验方面都产生了复杂、甚至常常是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儒家文化和威权国家使工人保持顺从、被动和勤劳；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和对国家权力与传统文化所保护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尖锐意识。压迫性的国家权力也促成了劳工与工业领域外的活动家之间的联盟。因此，我书中的中心主题便是文化与权力在同时压制和促进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

  我的阶级分析的起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我强调了文化和国家的作用，但我相信决定阶级的根本要素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我开始考察从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中，新一代工厂工人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被称为“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anization)。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具有某些显著特征：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或从农场到工厂的迁移，工厂在少数几个城市地区的地理集中，以及由于农村的贫困，这些工人不太可能返回家乡。韩国无产阶级化的这些特征与TW等地不同，在TW，工厂分散在城乡地区，流动工人无需完全投身于工厂工作。因此，与TW许多临时或兼职工无产者不同，韩国工厂工人构成了全职无产者。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继续作为工厂工人，并试图在工厂体系内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然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工厂环境中的工作关系。毋庸置疑，韩国工业化早期的工厂工作极其艰苦和苛刻，包括长时间工作、没有固定假日、危险的条件、低廉的工资等等。一份工业工作几乎意味着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恶劣的工作，以换取低于糊口水平的工资。工厂工人常常认为自己比机器或牛还不如，因为正如他们常说的，牛至少晚上可以睡觉，机器需要修理时也可以休息。除了物质条件，工厂的劳资关系也极具威权性、父权制和专制性。工人不被视为拥有某些合同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而仿佛是孩子或传统的仆人。韩国工业中父权权威的本质更多是专制而非家长式 (paternalistic) 的。

  因此，韩国工业化早期的工厂工人常常用“人道的待遇”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最大的愿望。他们所说的“人道的待遇”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不易明确界定，但它一定意味着被当作人来对待，而不是像机器或动物一样，而是作为一个需要最低限度休息和闲暇时间的人。它也意味着被视为一个自由和自主的存在，一个有自尊、有权获得他人最低程度人类尊严和尊重的人。但显然，当时的工厂雇佣关系几乎完全否定了这种基本的人类愿望。

  从许多方面来看，韩国的当代劳工运动始于1970年代。它的开端伴随着一声巨响：全泰壹这一重大事件。当他的身体在火焰中燃烧时，他高喊的话语清晰地控诉了工厂里非人待遇的残酷：“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周日休息！”、“不要剥削工人！”、“遵守劳动基准法！”。

  全泰壹英雄式的悲剧性死亡是韩国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转折点。它在数百万工人的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并为一个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神圣象征可以激励和动员工人实现集体目标的社会，提供了工人阶级的强大象征。这也是第一次让社会关注到劳工问题以及韩国经济发展阴暗面的事件。

  编者注：遗憾的是，七十年代韩国女工的运动没有留下多少图像资料，因此此处仅附上英雄全泰壹的影像。

  早期欧洲与韩国工人阶级传统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韩国缺乏工匠的文化和组织。研究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学者强调，在工人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工匠，而非普通工厂工人，他们提供了领导力、组织资源和话语。他们还认为，工匠们反对工厂制度，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原因，不如说是为了抗议在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失去他们的尊严、自豪感和自主性。不幸的是，韩国既没有这种工匠文化，也没有任何可以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受人尊敬的群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全泰壹为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真正重要的象征性领导。

  众所周知，1970年代工会斗争最有趣的方面是，它们是由受雇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年轻女工领导的。这是韩国劳工运动一个非常有趣和独特的特征。当然，韩国并非唯一一个女工积极参与劳工斗争的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女工参与并在劳工运动最具雏形的阶段实际领导了工会化斗争，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韩国1970年代涉及工会化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是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出口产业的女工领导的。即使在极少数由男工领导工会化运动的案例中，女工也是斗争中的主要战士。女工的斗争也表现出比男工更强的抵抗力、决心、团结和韧性。

  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明显问题是，韩国女工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在草根工会运动中扮演如此先锋的角色？答案可能很简单。这些女工在工资和工作分配方面比男工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并且她们普遍遭受身体和。此外，她们在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背景方面比男工更具同质性。但这些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因为这些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女工，而在那些地方我们并未发现类似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原因来解释韩国女工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另一个答案在于，正如大多数韩国劳工学者会同意的那样，进步的教会组织和学生活动家在1970年代协助女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的书中，我详细描述了这些教会组织的动机，他们组织了哪些活动来提升工人对其工作场所的批判意识，以及工人们如何在斗争中向外部团体寻求援助。鉴于她们在结构和社会上的弱点，1970年代的女工通过向宗教和知识界发出道德和象征性的呼吁，不断地寻求帮助。

  在1980年代，韩国产生了另一种非常有趣和独特的劳工运动形式。它涉及学生的规模化参与。大约有三万名学生从大学退学，以工厂工人的身份进入工业领域。尽管知识分子参与工人阶级运动并非新鲜事，但韩国劳工运动中学生参与的规模和强度在世界劳工史上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如何以及为何会以如此大的规模产生这种情况，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关心韩国劳工运动的人士而言，其间的来龙去脉已是相当熟悉。长期以来，学生在韩国的现代政治史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在始于1961年的三十年军事统治期间，他们成为韩国社会中最活跃和政治化的分子。但他们如此大规模地渗透到工业领域，是由于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策略的改变。从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和突如其来的政治开放（即所谓的“1980年之春”），到1980年5月臭名昭著的光州大屠杀，再到军事统治的重新建立，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推翻军事政权。他们也意识到，韩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新生的工人阶级。但他们认为，大多数工人尚未获得必要的阶级意识，而学生的责任是协助工人获得必要的阶级意识，并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引向更大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们的新策略变成了“劳学连带” (nohak yondae)。在1980年代上半叶，大量学生将他们的政治信念带入了工厂。这些由学生转变而来的工人，被政府称为“伪装工人”，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被警察发现，他们会被学校开除，并且通常会被列入未来就业的黑名单；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酷刑和监禁；最糟糕的是，他们给父母带来了深深的失望和痛苦。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正是1980年代全斗焕时代主流的学生文化。

  编者：前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在当时也是这些学生工的一员，她曾参与领导了1985年的九老罢工斗争，并因此入狱。

  韩国劳工运动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一方面，似乎对我书的外国读者来说最有趣和印象深刻。2010年，我应邀到PK大学和TH大学讲学。有趣的是，邀请我到PK大学的组织是M主义学生协会。在那里，我为大约200名学生做了一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讲座。当时C国正开始出现劳工运动，我能看来，这些学生对于他们应该做什么感到多么痛苦。显然，他们对韩国学生在1980年代所做的事情深受鼓舞。毫不奇怪，我们开始发现近年来C国学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草根运动中。例如，201x年x月，一家C国报纸报道了对S市的学生的处理，其中许多人是C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或在校生。

  回到韩国，1980年代也是“民众” (minjung) 运动的时期。众所周知，“民众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包含社会、政治和文化元素。民众 (Minjung) 包括农民、工人、城市下层阶级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阶层，但民众运动的活动家们将产业工人阶级视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因此，民众运动促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劳工运动和之间的联系。民众的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作为工人阶级认同和团结的基础；尽管如此，它帮助工人们克服了由文化引起的自卑感和国家强加的安全意识形态。

  因此，韩国劳工运动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在草根劳工斗争与由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我相信，这是韩国发展出比其他东亚“小龙”国家活跃得多的劳工运动的最重要原因。但究竟是什么使得韩国这两个层面的斗争能够相互联系？我相信，答案必须在国家的性质和角色中寻找。韩国国家对劳工的政策有几个方面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都对控制劳工和公民社会采取了一贯的粗暴和手段，这既疏远了劳工和公民社会，又将他们推向了彼此，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他们之间的桥梁。韩国的威权国家严重依赖安全机构和警察暴力来控制劳工骚乱和学生活动。这些粗暴控制方法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劳工和政治活动家的地下网络不断扩大。就这样，韩国国家极端压迫的做法产生了同时压制和促进劳工斗争的讽刺性后果。

  所有这些发展导致韩国社会在1980年代变得高度政治化、好斗和充满争议。在这里，我早期提出的“抗争性社会” (contentious society) 的概念是相关的。这是我在一篇题为《强势国家与抗争性社会》（Strong State and Contentious Society）（发表于我编辑的1993年出版的《当代韩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韩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在世界政治史上，一个由强势国家机器统治的国家通常拥有一个软弱且不发达的公民社会。但有趣的是，尽管韩国国家异常强大且无处不在，其公民社会却从未被完全扼杀，反而总是表现出一种颠覆性和好斗的特性。维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关系，需要国家方面格外警惕并展示强制力，而在现代韩国历史上，这种垂直关系曾多次被社会力量的突然爆发所颠覆。在此无法详细讨论韩国如何发展出这样一种非典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但我可以说的是，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社会和政治矛盾，韩国已成为一个“超级抗争性社会” (hyper contentious society)。

  编者：广为人知的1980年的光州运动是“超级抗争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缩影，笔者所提到的“市动”在这一阶段的活跃由此可见一斑。工人在市民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确实，韩国的抗争性社会在1987年再次爆发，随之而来的是规模巨大的劳工罢工。这次劳工起义的机会并非由工人自己创造，而是源于学生们对威权政权不懈的斗争。无论如何，1987年劳工骚乱的爆发，明确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分水岭，并由新的行动者改变了劳工运动的版图。劳工冲突的中心从小型、轻工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了重化工业，并将汽车、造船、钢铁和石化行业的半熟练男工推上了韩国劳工运动新主角的位置。

  在1987年“工人斗争” (Great Worker Struggle) 期间及之后，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似乎已牢固确立。组织的进步和赋权使工人阶级能够走出民众运动的庇护，并锻造出自己的阶级认同。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是“劳动解放” (Labor Liberation)。在劳工文献中，我们找不到对这个概念的精确定义。但似乎清楚的是，它表达了工人们希望从他们一直以来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不公和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他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创造一个工人做主人的社会。”尽管相当模糊，“劳动解放”的话语明确显示了工人自我意识和自尊水平的提升，以及工人希望将自己呈现为在社会中为社会民主而战的道德力量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后出现的工人阶级认同是一种男性化的、激进的认同。它包含了强烈的反对国家和资本压迫力量的精神特质。这种认同在1990年现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船厂的一场暴力罢工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那次罢工被称为“歌利亚” (Goliat) 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对激进工会领导层采取敌对行动的一件相对较小的事件。在这场罢工中，78名抗议者爬上了一台82米高的巨型起重机进行，而数千名工人在地面上与大规模的警察部队搏斗。这一事件引发了涉及西南部地区大量工人和许多学生同情者的大规模声援斗争。尽管罢工轻易地被强大的警察力量击败，但“歌利亚”勇士们成为了劳工反抗国家的象征。正如罢工者当时所宣称的，这是“一场关系到两千五百万工人信任与自豪的、与独裁政权的重大斗争”。工人阶级的自豪与信义 (ili) 是现代重工罢工者赋予其集体行动的首要主题，这对整个工人阶级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1987年劳工起义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女工迅速地从工会运动中被边缘化。其部分原因是“工人斗争”是由南部城市重化工业的男工领导的，而京仁地区（首尔附近）的女工则相对沉寂。一旦男工在1987年占据了劳工斗争的中心舞台，女工很快就被排挤到了一边。地方和全国层面的新工会领导层都由在“工人斗争”期间领导了暴力罢工的激进男工组成。女性的边缘化不仅体现在她们被排除在工会领导层之外，也体现在她们早期的劳工斗争被评价的方式上。在许多关于1987年前劳工运动的著述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即贬低1970年代女性领导的工会运动的重要性，认为其是自发的、经济主义的、被动的，并且缺乏阶级意识。一些作者甚至暗示，1987年的“工人斗争”与1987年以前的劳工斗争几乎没有连续性。我同意几位女性主义学者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清楚地反映了性别偏见，但我也认为，这不仅仅是性别偏见它还涉及对韩国乃至任何社会中劳工斗争和工人意识如何发展的历史和辩证理解的缺乏。为了反对这种对过去半个世纪韩国劳工史的非历史或短视的观点，我在书中写下了以下文字：

  正是通过早期勇敢的工人们进行的许多孤独而艰苦的斗争，韩国工人才逐渐获得了他们的权利感和集体认同，并意识到了团结和真正代表性工会角色的重要性。1987年“大斗争”中展现出的战斗性和阶级团结并非偶然发生，而是过去斗争积累的结果，其中有几次胜利和许多次失败，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这种主要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工人意识的逐渐变化，为1987年的火山爆发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回想起来，我很高兴我强调了这一点。我认为我对韩国劳工史的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幸运的是，我发现有几位劳工学者评论说，我通过突显1970年代女性领导的工会运动的历史作用，为韩国劳工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观察所有这些变化，我得出的结论是，到1990年代中期，韩国工人阶级无疑正在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阶级。但我对于在我完成书稿时（大约是1990年代末）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否已经完成，持犹豫态度。事实上，我更担忧的是韩国产业结构中出现的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迹象。工作不安全感日益增长，以前同质化的工人阶级正沿着正式工与非正式工、以及企业规模的划分而逐渐分裂。因此，我没有以任何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欢欣鼓舞的声明来结束我的研究，而是用了以下描述：

  尽管以其世界闻名的战斗性和好斗性著称，韩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一个弱小而脆弱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相对肤浅和矛盾的阶级，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或政党支持，没有对替代性社会结构的清晰愿景，只有初级的基于阶级的社区生活和文化模式。然而，它是一个拥有强烈反抗精神、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敏锐感知、强烈团结情感和日益增长的政治效能感的阶级。这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其身份和政治特性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演变中被不断塑造和重塑。

  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劳工运动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幸的是，这些变化大多辜负了我们希望看到韩国工人阶级成长为一个强大而成熟的阶级，能够在社会中促进正义、平等和民主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期望。尽管有组织的劳工在1987年劳工起义后力量大增，但其组织基础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其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能力也大大减弱。工会覆盖率曾在1990年左右增加到劳动人口的20%，此后持续下降，近年来已降至10%。工会主义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而且现在主要代表了那些享有比其他人更多工作保障和更高工资的特定工人主要是大公司的正式雇员。受雇于中小型企业和作为非标准或临时工受雇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组织起来。2016年，在较小规模公司（雇佣30-99名工人）中，只有3.5%的工人加入工会，而在大公司（雇佣300名或以上工人）中，有55.1%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这种情况对当今韩国工会主义的代表性提出了严重质疑。此外，大型企业集团的地方工会奉行狭隘的工联主义路线，专注于自身成员的利益，而没有认真关注影响全体劳动人口的更广泛问题。尽管最近在组织产业工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韩国工会基本上仍然是企业工会，产业联合会在集体工资谈判中几乎没有约束力。因此，建立一个广泛参与、以社会改革为导向的工会主义的更高目标，已基本从当前的图景中消失。所以，今天的韩国工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在1980年代末作为一个强大的新兴工人阶级运动出现时曾经享有的公众支持和道德领导力。

  这些变化让我不禁思考，今天在韩国谈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否还有意义。像我这样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人，出发点是预设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一个工人受到极端剥削和虐待、没有权利捍卫自己的社会里。他们保护自己免受巨大不公的唯一途径，就是组织成由高度阶级意识支持的工会。这是韩国工人在1990年代初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曾以极大的钦佩之情看待他们的进步，并满怀希望地认为，韩国被赋权的劳工可以为资本的力量提供一种制衡，并为美好社会提供一个替代性愿景。在1990年代中期完成我的书时，像我这样的劳工学者普遍对韩国劳工运动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尽管许多劳工衰落的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

  可悲的是，过去二十年韩国劳工运动的演变方式令人大失所望。为什么韩国劳工运动未能成为一个更有效、真正具有代表性且具有社会建设性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当今韩国劳工学者面临的最严肃的问题。显然，答案并不简单。我们需要考虑塑造了1987年后韩国劳工运动的许多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其他因素。不幸的是，我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系统的研究。但我希望就过去二十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令人失望的发展的可能原因，提出我的一些想法。

  我想提到的第一件事是，韩国劳工最终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出现时，其所处的历史时机是不幸的。韩国强大的工会运动诞生于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和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时代。即使对于发达工业社会中那些历史悠久、根基稳固的工会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对于一个新生的工会运动来说更是如此。更糟糕的是，在新劳工运动的形成时期，韩国经济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劳工运动而言，如此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会带来巨大的困难，而对于韩国刚刚诞生、几乎没时间巩固其组织和意识形态基础的新生工会主义来说，这更是一个过于严峻的挑战。韩国的劳工领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许多复杂问题。他们习惯于以战斗姿态对抗明显的劳工剥削和国家压迫，但几乎没有机会以娴熟的方式处理复杂的政策议程。

  金融危机期间工会领导层面临的最关键任务，是如何回应来自资本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强大压力。危机发生后，金大中政府立即成立了一个劳-资-政三方委员会，以获得劳工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意。在这个委员会中，承受巨大压力的劳方代表接受了一项允许大规模裁员的条款，以换取几项劳工权利，包括韩国民主工会总联盟 (KCTU) 的合法地位以及劳工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此后，企业感到可以更自由地解雇大量冗余工人，并实施一种灵活化策略，即减少正式工人的数量，并用非标准或临时工取而代之。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全国工会领导层极大的不信任和有组织劳工内部的派系分裂。它也鼓励了财阀 (chaebol) 公司的大型工会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专注于自身成员的狭隘利益。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韩国的二元或两极化的产业结构，大型企业集团与其他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两类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横向和互惠的关系，而是通过垂直且主要是剥削性的分包关系。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加速的韩国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企业集团与小公司之间的差距。在全球商业环境中，许多财阀集团提升了其资本和技术能力，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而中小型企业则在与中国和东南亚的低工资经济体的竞争中艰难求生。随着韩国对中国经济的贸易依赖度增加，韩国小企业的脆弱性大大加剧。这使得中小型企业越来越不适合工会组织的发展。

  另一方面，韩国经济繁荣的大公司对工会的形成变得不那么顽固，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即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其他福利来拉拢工人。这些大公司的工会，特别是属于几个财阀集团的工会，愿意以劳工和平换取工作保障和更高的工资。他们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成员的薪水和工作保障，产生了韩国媒体津津乐道的所谓“劳动贵族” (labor aristocracy)。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为了自私的经济利益牺牲了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团结。

  在几个顶级财阀集团中存在着基于企业的巨型地方工会，这对韩国的工会结构还有另一个重要影响。其中有几个，最著名的是现代汽车的工会，其预算比全国性工会韩国民主工会总联盟 (KCTU) 或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 (FKTU)还要多，并在工会运动中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韩国工会运动近十年的一项成就是，为解决企业工会的问题，成立了十几个产业工会。但鉴于财阀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在就业市场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产业工会仍然无法实施任何严肃的团结行动。财阀公司的工会实在太强大、太自利，不会遵循产业工会或全国总部层面做出的决定。因此，即使全国领导人真诚地有兴趣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议程，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无法说服强大的地方工会跟随他们。同样，这个问题最终根植于由财阀企业集团主导的两极化产业结构，而不仅仅是工会的形式结构，无论是基于企业还是产业的。

  可以解释当今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弱点的第三个重要事实是，缺乏来自政党的支持。任何阶级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力量，都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在欧洲，最强大的劳工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劳工政党，这是司空见惯的。但韩国的政治气候不利于这种发展。尽管在2004年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功，组织了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并确保在国会中获得10个席位，但由于内部意识形态分裂和缺乏持久的民众支持，该党未能维持其地位。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劳工没有与其他主要政党建立任何系统的联系。因此，劳工利益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代表，因此对决策过程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正如崔章集 (Jang Jip Choi) 所论证的，韩国民主化后的政治体系充其量是一种“没有劳工的民主” (democracy without labor) (Choi 2002)。

  编者：2025年的新进展是，在李在明政府的推动下，一项被称为“黄信封法案”的劳工法律修正案可能将要获得通过，从而显著地增强劳工权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搜了解，本公众号也许之后会做相关的介绍。

  图二是韩国工会总联合会、韩国总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成员高呼口号，敦促阻止撤回“黄信封法案”，并呼吁迅速通过。

  也许在目前的韩国，劳工力量在政治领域只能依靠这种间接的途径发挥自己的影响。

  这种情况的不幸后果在Yoonkyung Lee对韩国和TW劳工政治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Lee 2011)。尽管韩国工会比TW同行强大得多、也更具攻击性，并参与了许多激进的罢工，但韩国有组织的劳工在政策领域取得的成就，与TW工人取得的许多政策成果相比，显得相形见绌。Yoonkyung Lee从TW比韩国更紧密的劳工-政党联盟的角度解释了这一有趣的结果。她所暗示的是，没有足够政党支持的劳工激进主义，几乎不能为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切实的成果，而这正是韩国劳工的情况。她进一步认为，韩国缺乏劳工-政党联系，鼓励了韩国工会倾向于激进动员和对抗。

  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相关现象是劳工运动与公民社会运动的分离。我在书中论证说，1980年代的韩国劳工运动并不代表一种社会运动工会主义 (social-movement unionism)，不像巴西和南非的情况那样。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早期的韩国劳工运动是在与工业领域外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紧密联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线年“工人斗争”后出现的新进步工会有意识地试图处理更广泛的社会议程和福利问题。尽管如此，自1990年代以来，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它们与劳工运动的疏远，造成了一道鸿沟。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劳工运动越来越专注于狭隘的工会问题，而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留给了公民社会运动。

  我最后想讨论的因素，可能比所有其他因素都更重要，它关乎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1987年后的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让我不禁怀疑，韩国产业工人在1980年代末或之后是否真的拥有了真实且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当然，正如许多阶级理论家所认识到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任何特定时刻，一个工人的阶级意识都包含着不一致的元素。在我的书中，我将1990年代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描述为相当肤浅和短暂的。它基于对工作场所非人待遇和社会对工厂劳动者轻蔑态度的深刻怨恨。过去韩国工人强烈的团结感是这些愤怒和怨恨情绪的产物，而非基于任何理性建构的愿景。由于情感因素的强大，这种抵抗性认同在存在一个清晰而明显的敌人时最能得以维持，这个敌人过去是得到压迫性国家权力支持的管理专制。在1987年以前，所有工厂工人，无论他们受雇于哪个行业或公司规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同样遭受着来自相同源头的苦难。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自1987年民主转型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管理专制和国家对有组织劳工的都有所减弱，但与此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冲击，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极不稳定和深度不安全。曾经在工资和工作状况方面高度同质化的产业工人阶级，沿着几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轴线变得多样化和碎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正式工与非正式工之间，以及大公司与小公司雇员之间的分割。因此，旧的工人阶级团结的结构基础今天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本可以选择通过动员跨越不同工人阶级部门的广泛阶级团结，来对抗工作不安全感和就业市场碎片化的结构性根源。但这对于一个新生的工人阶级来说并非易事。如上所述，韩国劳工运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一个强大的阶级组织或协调一致的教育计划，更不用说一个有说服力且可行的社会主义愿景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此外，普遍的就业市场不安全感使工人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利己，轻易地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福利而放弃阶级团结。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中产阶级导向，更具体地说，是处境较好的工人渴望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的愿望。韩国工人一直以来都具有很强的地位意识。他们在工业化早期的巨大挫败感和怨恨，部分源于他们被剥夺了中产阶级成员的资格。但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变化和企业拉拢工人的策略，为一小部分产业工人打开了向上攀升并享受中产阶级地位的大门。因此，到2010年代，受雇于南部工业城镇企业集团的熟练工人确实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但他们必须为其中产阶级成员资格付出代价，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参与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并参与为子女争取高等教育的普遍斗争。尽管被广泛指责为“劳动贵族”，但他们似乎仍不愿为了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团结而牺牲自己的私利。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发展，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在决定整个韩国劳工运动的轨迹方面是如此强大。

  简而言之，韩国工人阶级诞生时带有一种肤浅而不完整的阶级意识。韩国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的“团结文化” (culture of solidarity)，能够将整个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但在它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强大分裂力量之前，几乎没有时间来培育任何这种阶级范围的团结。这对韩国工人和韩国社会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在这个工作极度不安全、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需要一个真正强大的、基础广泛的、具有建设性的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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